云栖祩宏禅净关系思想研究

作者：许诺 日期： 2018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描述：明末时期的佛教发展呈现出“复兴”之势。云栖株宏为“禅净双修”思想的集大成者,云栖株宏以“禅净不二”为理论宗旨,“参究念佛”为修行方法,最终以净土为现实归趣,确立了他的禅净关系思想。他的“禅净不二”思想体现了对禅门与净土极大的融合,在明代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拟以明末佛教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为背景,探讨云栖株宏对禅净关系问题的看法,并将其禅净关系思想与其他僧人的禅净关系思想进行对比,以突出其特别之处。第一章是对云栖株宏所处的时代背景的概括,以及对云栖株宏生平、师友交往和著述进行论述。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具有其独特性,是促进云栖株宏禅净关系思想产生的外在因素。第二章分析云栖株宏禅净关系思想之基础。通过对禅净关系思想历史演变的梳理以及对云栖株宏禅、净、华严三宗思想的修持经历的总结来看云栖株宏禅净关系的必然性。第三章是对云栖株宏禅净关系思想的内容进行梳理。围绕其“禅净不二”、“参究念佛”、“净土为归”的思想,探讨其禅净关系思想的主要内容。第四章将云栖株宏的禅净关系思想与永明延寿、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藕益智旭诸位高僧的禅净关系思想进行对比,比较各大高僧对禅净关系的不同看法,以突出云栖株宏禅净关系思想的独特之处。

张四维与张居正关系研究

作者：熊敏 日期： 2012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描述：张四维出生于山西商人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儒家思想教育,并在其舅父王崇古和好友杨博的影响下,习知边防事务,以“隆庆议和”为契机逐步走入内阁,与张居正的关系经历了两亲两疏一维护的波荡起伏,可以分为五个阶段：隆庆初年至隆庆六年(1572)五月,此阶段的两张关系以高拱为纽带,张四维被视为高拱的心腹,与张居正的关系颇为友善；高拱罢官至万历初年,张居正与冯保联合驱逐高拱,张四维引疾归,与张居正的关系陷入僵持,心生间隙；万历三年(1575)至万历五年(1577),张四维由张居正引荐入内阁,遂同在内阁推行改革,此阶段两人关系虽有摩擦但亦还算亲厚；万历六年(1578)至万历十年(1582)六月,“夺情”事件后,张居正日益独断专行,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为张四维所不喜,由于政见分歧,张居正对张四维“渐恶之”,两人关系逐渐疏远,貌合神离；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至万历十一年(1583)四月,张居正卒,张四维继任首辅,两张之间的矛盾已不复存在,虽政见相左,为维护张居正声誉仍作不懈努力。张四维执政十月,大改张居正严苛的行政作风,最初的目的仅是针对张居正改革后期显现的各种弊端,平复海内积怨,大收人心,然而对“张党”的清算也致使张居正改革成果或被废除或执行力度减弱,使一些心怀叵测之人窥见端倪,挑拨神宗与张居正的关系,间接导致了张居正悲惨的下场,而事态的发展已超出张四维所能控制的范围,他选择了独善其身,退出政坛。张四维执政并非“倒行逆施”,相反多少有些顺应民意,但亦有向强权妥协的成分,对张居正个人的遭遇可谓难辞其咎,甚至对万历朝政局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王世贞与王锡爵关系研究

作者：汪琼珍 日期： 2016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描述：王世贞和王锡爵是明朝历史上重要的人物,世贞以文名,锡爵以政显,且二人关系甚密,互有影响,颇值得系统研究。本文将在前辈的研究基础上,参照关系交游类文章的研究思路及资料索引,整理王世贞和王锡爵交流的文学诗文资料和相关文献。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二人的关系,分析二人关系密切的原因和影响。隆庆元年,皇帝大赦天下,王世贞父亲王忬得以平反,自此王世贞和王锡爵往来逐渐密切。王世贞和王锡爵之间主要有三种关系类型,分别是家族关系、宗教关系、政治关系,多种关系让二人无话不谈,胜似兄弟。二人关系如此密切,其背后深层的原因是:王世贞和王锡爵有着相似的性格品行、相同的兴趣爱好和共同的人生经历,尤其是昙阳子事件,使得二人有了更多精神上的交流。二人的密切交往必然会给当时的政坛和文坛带来一定的影响。在政治上,王世贞与王锡爵组成了无形的政治联盟,与张居正同党对抗;王世贞还通过王锡爵,在恳求万历帝早日建储一事上起到了推动作用。在文学创作上,王世贞因王锡爵而结缘昙阳子,使其文学创作以恬淡为宗;因王锡爵完成替父“赠官锡谥”的心愿,并得以履任闲职,因此获得比较闲适安详的晚年,使其文学创作更多着墨于生活小情趣。

论昆曲与剧作家、乐人的关系

作者：武婷婷 日期： 2016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描述：昆曲,现在用于昆山腔、水磨调(昆曲)及昆剧的统称。关于昆曲的记载,最早产生于元末明初,兴起于明代中叶,至清朝乾隆年间,昆曲以悠远迤逦的水磨腔、程式化极高的舞台表演及极富文学性的文本台词独领中国戏坛近300年。昆曲的发展艰难而又复杂。昆曲萌芽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在以顾坚为首的文人聚会中,文人雅士以昆山腔吟诗作对,他们摒弃伴奏,偶尔加入笛、萧,只为追求文人情趣,并无太大特色；明中期,以魏良辅为中心的乐人团体在昆山腔的基础上进行改革,研制出昆山新腔。他们重新规范昆曲声腔,加入管弦伴奏,确立了昆曲新腔的风格,奠定了昆曲向昆剧发展的基础；之后,梁辰鱼作昆腔传奇《浣纱记》,他的传奇创作沿袭了魏良辅等乐人的昆曲理念,并规范了昆剧舞台搬演。 《浣纱记》是昆曲走向昆剧最显著的标志；明晚期,汤显祖与沈璟的参与将昆剧推向艺术巅峰,越来越多的文人士大夫纷纷投入昆曲创作,他们既创作昆曲文本,又精通戏曲音律,且大多蓄有家班,剧作家与家班的互动成为昆曲发展中的一个亮点。自宋朝始,戏曲就引起了统治者的注意,他们对戏曲的社会功用了然于心。一方面,统治者们以戏曲为视听享乐的工具；另一方面,他们将戏曲作为传播封建教化的媒介。明代作为一个高度集权的封建王朝,统治者对戏曲的介入更为频繁,这直接影响了剧作家的文本创作、乐人的剧演活动及他们生存状态。明中晚期,随着上层文化管制的松弛,在文坛新思潮与市民文化的影响下,剧作家的戏剧创作呈现出前后两种不同的状态。昆腔传奇作为当时戏剧创作的热门,剧作家与乐人广泛参与其中,两者互动不断加强,共同促进了昆曲自下而上的流通,使欣赏昆曲成为当时的社会风尚。从居于一隅的声腔发展成为全国流行的剧种,昆剧是剧作家与乐人相互合作、相互推动的结果,剧作家、乐人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关系。本论文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首先交代了论文选题的定位及研究意义,其次,对本文涉及到的昆曲学成果进行综述,简述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及研究期望。昆曲的发展历经昆山腔、昆曲、昆剧三个阶段的演变,因此,本文第二部分为正文第一章,本章主要探讨昆山腔的萌芽,明确民间昆山腔的存在及状态,论证顾坚为昆山腔的“改革者”,而非“创始人”,后人的继承与创新都是以顾坚“清唱”式的昆山腔为基础；第三部分为正文第二章,论述昆山腔到昆曲的过程。本章以明中叶的特殊环境与南戏创作入手,分析它们对南曲声腔的影响,梳理以魏良辅为中心的吴中乐师的昆曲改革；第四部分为正文第三章,论述剧作家对乐人新腔继承与完善的过程,昆曲由此演变为昆剧,以及昆剧对剧坛带来的影响；第五部分为正文第四章,本章从明代政治制度、管理政策入手,探讨剧作家传奇创作观的转变及明代乐人管理的特殊性,明确两者在特定环境下的互动关系；最后,得出昆曲与剧作家、文人的关系。

李贽与戏曲之关系研究

作者：徐玥娜 日期： 2014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描述：李贽不仅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戏曲理论家，他毫无疑问对戏曲是非常了解的，但他作为一个戏曲评点家的身份却较少受到关注。目前学界研究其戏曲理论的论文数量相对较少，研究视角也比较有限。因此本文力求在充分搜集李贽与戏曲相关的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李贽与戏曲的关系做一个完整的梳理，对李贽的戏曲观念与戏曲理论有一个系统的认识。李贽的戏曲活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与戏曲界人士的交往，二是其著作中评论戏曲的文章，三是对戏曲作品的评点。李贽与焦竑、汤显祖、潘之恒以及汪廷讷等交往密切，与他们或交流思想或探讨戏曲，相互影响。李贽的著作中有专门评论戏曲的文章，通过这些文章，李贽鲜明地表达了其戏曲观念：他认为戏曲是“天下之至文”并同样可以“兴观群怨”，从而提高了戏曲的地位；他提出戏曲作品存在“化工”与“画工”的区别；他认为戏曲创作的动力是真实自然的情感，提倡“以自然之为美”；他发现了戏剧文学“关目曲白事”的独特要素，反对神化人物形象。除了这些，李贽的曲学成就更多地体现在他对戏曲作品的评点上，而他的戏曲观念和戏曲理论也寓于其中：他推崇戏曲以“奇”为美，提倡在合于情理的基础上追求戏曲之“奇”；他重视戏曲人物的塑造，对戏曲人物及其塑造手法加以关注批评；他在评点中赋予戏曲“关目”非常丰富的内涵；他以“真”为戏曲美的根本标准，强调戏曲的“人真”、“事真”与“境真”。李贽的戏曲观念和戏曲理论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他之后，许多戏曲评论家继续为戏曲争取地位，最终确立了戏曲与诗文平等的地位；他提倡“以自然之为美”，汤显祖、凌濛初与王国维继承并发展了这一“自然说”；他主张以真实情感作为戏曲创作的动力，这一点亦为他同时及以后的剧作家的戏剧创作实践所不断证实。

“临川四梦”与赋体文关系研究

作者：郭慧茹 日期： 2015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描述：中国古代文学长河，自始至终都呈现着更替发展、兼收并蓄的积极态势。辞赋是继诗骚后诞生的古老文学样式，集诗文的创作经验于一身，其发展成熟后又反过来给诗文、小说、戏曲的创作提供了充足的养分。传奇戏曲是一种独立的文学艺术，它具有表演性和文学性，在其获得文学性的过程中，赋体的渗透起了不可或缺的导向作用。目前学术界对于戏曲与赋体文之关系鲜有关注，虽然已有一些学者涉猎，但尚缺乏具体、完整之研究成果，尤其是个案研究还未见到。汤显祖是诗文曲赋皆擅长的晚明文学大家，他的经典传奇作品“临川四梦”中分布有大量赋体文，却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故而以此为题的研究有颇大的拓展空间和研究价值。在具体探讨“临川四梦”中的赋体文之前，有这样一个问题势必需要解决：为什么辞赋能够穿插于戏曲之中？一直以来学者们都认为，这是较早成熟的强势文学对较晚成熟的戏曲传奇自然而然之影响结果。但在这种自然背后还存在某种必然的因素，那就是泛戏剧形态与早期辞赋所表现出来的共生性——抒情和娱人，从发生学角度看，这在两种文学样式融合的过程中承担着决定作用。“临川四梦”并不是最早和唯一使用赋体文的戏曲文本，元杂剧和其他明清传奇中也有赋文的痕迹，但对于“临川四梦”与赋体文关系的论述比较具有代表性。具体到“临川四梦”用赋的问题时，首先，本文结合汤显祖所处时代环境、文学背景、生平、思想、辞赋创作等因素，探究“临川四梦”中出现赋体文的原因。晚明小品赋的发展及其娱乐精神决定了“四梦”中辞赋成分的增多；汤显祖所主张的“至情”观与辞赋的抒情传统相吻合，这是汤显祖传奇中用赋文的直接因素；辞赋的讽谏性能够加深“临川四梦”的讽世意味，此乃汤氏使用赋体文之实用动机。其次，依据“临川四梦”文本，将其中的赋体文分为摹人、绘景、记梦、抒怀、戏谑、状物六类，汤显祖文学造诣极高，“四梦”中的摹人赋立体真实，绘景赋巧妙精细，记梦赋悲喜结合，抒怀赋言辞直白，戏谑赋滑稽有趣，状物赋灵巧生动。这不仅是“四梦”中的赋文类型，亦是戏曲中赋作的整体类别面貌。最后，以赋体文对“临川四梦”艺术手法的影响立论，论证赋体文对戏曲之体制结构、剧本语言、形象塑造和舞台效果的具体作用。需注意的是，虽然赋体文为“四梦”增添了很多艺术魅力，但亦存在一些问题，如过于典雅的语言与曲之俗格格不入，部分独白性赋文之篇幅过长阻碍了情节发展。以“临川四梦”与赋体文的关系为一个基点，能够引申出赋体文与传奇创作的整体关系。从内容上看，赋体文使戏曲具有了文学精神；从艺术技巧看，戏曲中的赋体文展示了作者的语言文字才华和创造性意识。如此，本文一方面在先贤论述的基础上使戏曲与赋体文之关系趋于明了具体，另一方面亦是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探究了“临川四梦”之艺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