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学位论文

【作者】 唐玲艳  

【关键词】 欧阳予倩模式  桂林文化城  田汉模式 

【期刊名】

【内容提要】 抗战爆发，桂林成为大后方著名的文化城，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其中以欧阳予倩与田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戏曲领域的改革成效显著，有效地配合当时的政治活动，实现了抗日救亡的目的。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戏曲改革史上均占有一定的地位。本文将纵论桂林文化城旧剧改革的业绩及其价值，审视其在中国戏曲史、戏曲现代化以及抗日时期中国思想文化史的作用和地位。 本文在借鉴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母题、比较戏剧学等理论，参照西方戏剧学科的分类，尝试从导演和编剧的角度，来讨论桂林文化城旧剧改革在戏曲改革史上的历史贡献，对以导演为本位的欧阳予倩改革模式和以编剧为本位的田汉改革模式的异同进行比较；重点说明桂林文化城时期的戏曲改革在古典戏曲向现代戏曲转换中的重要意义；戏曲改革对传统戏曲美学和精神的承理；戏曲改革对文化资源的现实转化。 欧阳予倩在桂林时期进行的桂剧改革，从内容到形式，从创作到表导演体制都进行全方位改革。欧阳予倩自编自导的《梁红玉》、《木兰从军》、《桃花扇》等桂剧，在角色配置、幕场划分、布景运用、程式编排、新式化妆诸方面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在这些改革中主要从导演的职责入手，建剧场、组剧团、训练演员，充分体现了导演在戏剧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为解放以后实行戏曲改革，推行导演制，取得了宝贵的经验。欧阳予倩主张综合发展戏曲的各部门来替代明星制，纠正了以京剧为代表的古典地方戏曲“看人不看戏”的倾向，使得观众注意整个戏的发展。欧阳予倩侧重于导演进行桂剧改革，可归纳为欧阳予倩模式。 在欧阳予倩进行桂剧改革的同时，田汉从编写剧本出发对京剧、湘剧进行改革。“编剧”在中国戏曲史上曾有过辉煌的地位，关汉卿、汤显祖等文人所编写的戏曲文本，至今还不断吸引着文学爱好者。但以京剧为代表的古典地方戏曲，重舞台轻文本，舞台表演技能炉火纯青，却忽略戏曲原有的文学性与思想性。在桂林期间，田汉与文艺歌剧团、中兴湘剧团、四维平剧社三个戏曲团体联系密切，专门为其创作和改编剧本，指导并鼓舞他们进行艺术创造和革新。田汉极力将戏曲与时代结合起来，从“启蒙”与“革命”的需要出发对戏曲进行改革与利用，赋予无文学的京剧以新的文学生命，扭转了京剧重技艺不重人物塑造的旧习，开辟了人物刻画的新路子，从而结束了京剧只有演员没有作家的历史。 田汉侧重于编剧进行的戏剧改革，可归纳为田汉模式。 晚清开始的戏曲改良，对以京剧为代表的古典地方戏曲由批判、否定到利用、改造，再到上世纪80年代的认同和重估，最后完成了古典戏曲向现代戏曲的转换。欧阳予倩与田汉在桂林进行的旧剧改革是这一转换过程中的有力过渡。他们打破中外对立、古今脱节，为戏曲探寻新的生存方式，开辟新的生存空间，对包括演员、作品、观众、剧场四要素全方位的变革，改变了旧剧“重人不重戏”的传统，使戏曲的表演性与文学性达到新的统一，体现了新与旧、古典与现代的分别。 戏曲思潮具有特定时代的独特的文化内涵，它与历史、政治、道德、哲学、社会教育等都有重要的关系，对社会风俗、人心世道，也会产生有极大的影响。中国幅员辽阔，一方水土，必形成一方之文化，桂林文化城旧剧改革即是区域性的在广西开展，推动了广西的政治文化建设和精神文化建设，也是全国性戏剧运动的一部分，在抗战这一特殊时期，它在民族文化的汇流，民族精神认同和传承也起到过极大的作用。

【年份】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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