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嘉靖至万历前期的内阁首辅制研究

作者：时江玲 日期： 2010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描述：首辅制是明朝内阁制的重要内容。明天顺元年,李贤“掌文渊阁事”开了首辅的先河。首辅是首席内阁大学士,其初只备皇帝顾问,属内朝官系列,与其他阁臣一样,受明朝“祖制”的限制,其地位很低、职权范围很小。至嘉靖至万历前期,明朝内阁发展到鼎盛时期,由于这段时期皇帝的怠政或年幼,造成了最高权力缺位的现象,积聚已久的王朝危机也开始在各个领域频现,这样的政局形势为首辅行相权提供了特殊的历史机遇,张璁、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一批赫赫有名的内阁首辅相继出现,他们身上蛰藏已久的为相意识开始爆发,用实际行动上演了一幕幕为相的冲动,本为内朝官的首辅,这时却僭越了属于外朝官“宰相”的种种权力,实现了“宫府一体”的权力大集中。所谓明朝“阁臣无丞相之名,有丞相之实”就是对此现象的写照。首辅制度的这一变化与明初朱元璋废相的良苦用心形成鲜明的反照,首辅制度的运作相对于其原初设计出现了巨大的偏差,造成此偏差之深层原因与首辅“为相”之影响都非常值得我们思考。

明代中后期的内阁之争

作者：张蓉 日期： 2011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描述：明太祖废除丞相制度以后,皇帝不仅是替天行命的国家元首,更成为事必躬亲的行政首脑。为了减轻皇帝的负担,永乐年间,内阁应运而生。起初,内阁只是皇帝的内廷秘书处,并不直接参与军国大事。到仁宣时,内阁获得了“票拟”权,阁臣的权力也随之扩大。天顺年间,李贤成为第一位内阁首辅,此后,内阁首辅制逐渐形成。到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内阁权力达到顶峰,内阁首辅俨然以丞相自居,六部虽在名义上不受内阁领导,实际上也只能唯阁命是从。权之所在,争斗必汹。嘉、隆、万年间,内阁权重,而阁权系于首辅一身,故而这一时期的内阁首辅之争尤为激烈。世宗即位之初,“大礼议”即成为首辅之争的工具,张璁等人借机排斥异己,内阁首辅频繁更替。张璁去职后,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之间为争夺首辅之位,或拉拢言官弹劾对手,破坏皇帝的信任；或联合司礼监太监内外相维、排除异己。斗争的结果是,失败的一方往往下场极其悲惨。内阁势重以后,开始侵夺六部之权。六部不甘权力被夺,便以“祖制”为依据与内阁抗争,阁部之间的矛盾由此而生。起初,内阁只是依靠日积月累的权威对部权进行渗透,至高拱兼长吏部、张居正实施“考成法”,内阁控制六部,开始全面侵夺部权,尤其是人事权和兵权,百官进退亦基本由内阁操控。当时宋纁、孙鑨等人相继担任吏部尚书,对阁权扩张极为不满,彼此攻讦不断,阁部矛盾日益激化。由于明代中后期帝王多怠于政事,原本由皇帝掌握的“批红”权渐渐由司礼监代为行使,内阁“票拟”多受司礼监“批红”的制约。对内阁“票拟”,司礼监经常留中不发。司礼监权重之后,还经常绕过内阁径自出“中旨”,阁臣对此多有不满,监阁之争亦日趋激烈和复杂。万历中后期至明亡,内阁权力开始从顶峰下滑,但内阁“票拟”的重要性仍不可忽视。随着东林党与齐、楚、浙、宣、昆诸党的形成,双方展开旷日持久的朋党之争,内阁之争遂融入党争,成为党争的集中表现。阁臣依托党派为自己谋权,党派借助阁臣攻击他党。魏忠贤专权以后,阉党得势,阁臣开始竞相攀附阉党,内阁遂成为阉党迫害东林人十的工具。内阁参与党争,加剧了明末党争的激烈程度。明代中后期的内阁之争对明廷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阁臣之间拉帮结派,收受贿赂,加剧了明王朝的政治腐败；陷入政治斗争涡旋中的内阁,对军国大事难以作出及时、正确的决策,朝政运作受到干扰,甚至直接影响辽东等地的战局,加速了明王朝的覆亡。

明中晚期吏治改革研究

作者：邹云鹏 日期： 2015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描述：高拱、张居正变法是明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变法运动彻底改变了一个垂死帝国的命运。这场运动留给后人太多的思考。变法者高拱张居正抓住了晚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有针对性地推行新法,使国家面貌焕然一新。高拱任内阁首辅期间推动了官吏制度大刀阔斧的改革,及至神宗即位万历初年,张居正在高拱吏治改革的基础上,审时度势,锐意更新,试图扭转明中期以来官场上贪下取,因循守旧、上下姑息、纲纪不正,追名逐利、官员殆政的局面。为此,他提出了“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宗旨的整改措施,建立了“考成法”,加强对官员考核和监督,澄清了万历初年的吏治环境,对缓和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在充分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对高拱张居正吏治改革的前因后果进行深入分析,试图探析变法者高拱与张居正的变法举措,分析变法影响与对当前吏治改革的启示。首先还原变法前的明中晚期社会,分析明中晚期社会中的主要矛盾,探索高拱、张居正变法的背景。其次深入细致的探讨在这一时期之所以能够以内阁为首发动吏治改革的原因。再次通过探讨明朝的制度设计,深入分析在这场规模宏大的改革运动中,分析内阁的运作路径。第四是探讨高拱、张居正在吏治改革的过程中所采取的具体措施。最后探讨人亡政息、人存政举的原因及对当今吏治改革的启示。